公元626年，玄武门之变后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，改元“贞观”，在这一时期，唐太宗实现休养生息、国泰民安，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但在财政上，唐太宗也没有太大的办法，唐太宗首先面对问题财政开支问题，唐太宗削去了诸多封王，降其爵位为郡公、县公，同时也裁撤了大量官员，规定内外官员的定额是七百三十人，全国仅七千余人，唐太宗曾经说：我按照这些名额来招纳天下的贤才已经足够了。
但随后，由于公事大量增多，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许多编外的官员，称为“员外”“特置”，以及许多加上“检校”“兼”“守”“判”“知”之类的官员，之后又有各种使职，官制更加混乱，官僚人数已经远超了七百三十人。
(资料图)
在官员的俸禄上。还在唐高祖时期，官员就发现，职分田和永业田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开支。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消费太高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，从出租到收租，再到粮食的运输、储藏和加工，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，官员的收入就要大打折扣。最后，皇帝除了分给官员土地之外，还是要发一部分俸禄。
接着出现问题的是官员的职分田。随着官员的职分田增多，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屡屡发生。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，唐太宗下令不再按照规定给官员分配足额的职分田，如果官员少分了田，政府就从公廨钱的放贷收入里拨出一部分，按照每亩地两升粟的价格给予补贴，算作他们的职分田地租。
可这时，公廨钱的问题又冒了出来。
在唐代初年，金融业并不发达，大部分人务农，借钱的只是少数的商人。由于市场小，借钱成本也很高。在唐初，借款年利率在百分之百左右。由于利率太高，人们借钱大都是短期使用。
其次，唐高祖时期，唐高祖让令史这些人掌管公廨钱，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。但是放贷本是一个专业工作，由非专业人士掌管时，不仅赚不到利息，连本金都赔了。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贷，市面上没有这么多需要贷款的人，掌管放贷的人不称职，也无法控制贷款的风险。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筹措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，各个衙门会慢慢倒闭，官员都吃不上饭了。
到了贞观十二年（公元638年）时，唐太宗决定处理这个问题。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撤销公廨钱。但撤销公廨钱之后，政府部门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谁来出？
唐太宗想了另一个办法：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，逼这些富户每年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，“定向资助”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。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，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(“防阁”),只要纳满一年，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，不过任期只有两年，之后由其他纳税的“上户”取代。
然而这种新的定向资助办法实行了三年，由于扰民过度，受到了太多的批评。唐太宗只得再次下令废弃这个做法，回到老路上去。中央政府再次给各个部门发公廨钱，让他们去经营。
这次，为了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，唐太宗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，叫作“捉钱令史”，即专门管理公廨钱的办事员。每个单位设置九人，每人掌管五万钱（五十贯），通过向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。
为了防止资金再次流失，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。他参考了市场利率，认为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，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（一年四万八千钱，折合年利率百分之九十六）。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，完成任务的给予奖赏。如果捉钱令史连续十二个月都完成了任务，就可以升官。
此法一出，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引起朝野争议。谏议大夫褚遂良更是扬言这会让整个官场都庸俗化，导致政治的败坏。
在唐太宗一朝，规定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员，虽然太宗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编外官，但是捉钱令史的编制还是太庞大了，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个部门，每个部门都有九个捉钱令史。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，官僚系统又怎能受得了？
再加上这些捉钱令史仅仅只要精通商业便可升官发财，而普通官员首先需要科举内卷考上功名，然后政绩出色才能升官，造成官员提升待遇不平衡，同时也会吸引官员逐利，败坏吏治。最终在群臣的抗议下，唐太宗再次废除了公廨钱，由政府财政接管办公经费，并逐步恢复发给官员职分田的做法，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。如贞观十八年（公元644年），将京兆府、岐州、同州、华州、邠州、坊州的荒地和水塘开垦为职田，供给京官耕种。
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648年），唐太宗在经历了两次失败后，还是重新设立了京城各司的公廨本钱制度，由令史和府史负责。这一次设置的原因，还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支无法平衡。政府开支过大，无法承担官员的俸禄与部门经费。
综上所述，公廨钱这个制度设计的缺陷实在太明显。社会本不需要这么多的贷款，而且总会有一时间贷不出去的情况。如果贷不出去，捉钱令史的办法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拿本金充作利息，期待下一次提高贷款利息补回本金；另一种则是强迫商人们贷款，并强迫他们付出利息。不管哪一种方法，到最后都是不可持续的。
而它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唐代的财政制度问题，税率过低，财富积留在民间，导致唐朝前期出现所谓的“民富国穷”，也类似北欧的经济模式（小政府、大社会模式，这类模式主张降低政府对国家的管控，由社会接管，并不适合大国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小国寡民”），造成的后果是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系统，政府效率低下。
参考文献：
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》
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
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
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